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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推动农村 “二次飞跃”
发布时间:2021/6/8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稳住农业基本盘、补齐“三农”短板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重要核心一环。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小农户的数量高达2亿多。据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户的 98%,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超过70%,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还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

 

      正是这些小农户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基本盘,也是最根本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958 年底,全国高级农业合作社基本改组为人民公社,对人民公社资产实行“一平两调”,供销社、农信社都归到人民公社,农村合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83 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全国农村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要求把乡镇供销社、信用社办成合作经济组织,更好地为农户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组长、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研究组高级顾问戴相龙直言 :“由于受片面的市场化、商业化思想的影响,认为合作经济发展已经过时,导致大部分农信社直接和间接地演变为商业金融,供销社也演变为虚有合作之名的由财政资金支持的涉农服务组织。”

 

      进入新世纪,针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些地区还出现下降的趋势,2004 年党中央下发一号文件,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经济,明确“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立法工作”。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2007 年 7 月 1 日开始,我国公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此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在全国兴起。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220.7 万家,10 年中年均增长 19.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

 

      根据部署,2006 年,浙江省瑞安市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改革取得成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

 

      “发展‘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战略措施。”戴相龙表示,一是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据测算,近几年全国农产品加工和农村商业银行系统的利润合 计年均 7000 亿 元 左右,如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可将一部分农产品加工和商业金融的利润转移给农民,这对我国 2035 年全国人民生活更为宽裕,是一条重要途径。二是有利于建立农业现代化的主流载体。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农产品产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三是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农户的联系。农民和合作社通过各级联合组织,向政 府反映 有关 建 议,同时,传达政府对“三农”工作的各种信息和要求,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成为党领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

 

      “‘三位一体’实际上是对欧美专业合作社模式与东亚综合农协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又对苏联模式下的传统集体经济进行了创新嫁接,从而真正开创了新型合作化的中国模式。”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研究组执行组长,曾担任瑞安市副市长的陈林介绍指出 :“这是一种制度意义上、植根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合作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殊途同归。”

 

顶层设计:习近平的“三农”思考

 

      其实,早在2001年,习近平同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就提到 :“市场经济是一个波涛汹涌、漩涡丛生的汪洋大海,要在大海中畅游,就必须具有高超的游泳技术,否则就会葬身于大海之中。”

 

      习近平同志在该论文中还指出 :“许多农民不懂和不适应市场经济,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个人去自生自灭,只能使许多农民‘呛水淹死’,这种结局非但无助于农村市场化的建设,反而会延误农村市场化建设的进程。”“只有将农民充分组织 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正是根据习近平同志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以及“纵横联合”“融为一体”“大规模”“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经济顶层设计,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基层试点于 2005 年在浙江省瑞安市悄然展开,2006 年 1 月在浙江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正式作出部署。2006 年 3月瑞安市人大全体会议决定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广体系,引导成立‘三位一体’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紧接着,温州市批准成立浙南农村合作中心,与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合署办公,并面向全国发起信合联盟。

 

      200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出席在瑞安召开的全省现场会时,将改革概括总结为“统分结合、三位一体”,以及“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思想至此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中央农办在2018 年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在浙江的形成与实践》,开篇第一段即把“三位一体”合作经济作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探索推进“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的主要代表。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指建立一个农民合作社体系,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据中共中央党校高端智库深化农村改革项目首席专家徐祥临解释,通过“合作”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生产资料购买与农产品销售,以及必然涉及的金融、保险等方面周到的社会化服务。

 

      党的十八大后,“三位一体”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6月22日,在这项改革的始源地瑞安,召开了全国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现场会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也指出“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

 

二次飞跃农村合作金融是重点

 

      “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多年来,农民贷款难、融资贵的现象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农村资金短缺一直被认为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

 

      “当深入地考察、了解农村时,我们发现越是落后的地方,其闲置在当地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资金就越多。”对“三农”问题有着长期深入研究的徐祥临表示 :“把市场运行层面的农民贷款难归咎于缺少资金是错误的,农村金融系统真正缺少的是把大量闲置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春生对此持相同观点,“农村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要求我们金融机构的经营服务模式、方法和相关金融产品应该进行改革和创新。”

 

      位于瑞安市马屿镇的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银监会批准的温州市第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为 799 名会员提供家门口的金融服务,其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被称为“农民银行”。自 2011 年 3 月 23 日开业以来,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把资金贷款首先向主导产业投放,着重扶持粮食生产和蔬菜生产,壮大了产业规模,建立了“互助资金 + 互助社 + 农户”的运行模式。此外,瑞安还开展了农村资金互助会试点,营运 2 家资金互助会。截至 2020年 9 月,农村资金互助社(会)累计发放资金3969 笔,共 6.39 亿元。

 

      “商业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村资金需求,应该成为常识。”徐祥临分析了“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之所以能够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首先因为合作社具备社区属性,便于运营 ;其次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都在其内部进行,便于管理 ;再次合作社对社员的经营项目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最后信用合作业务产生的利润由社员共享。在徐祥临看来,这样的合作金融体系最为适应我国农村特点的体制机制。

 

      如今“三位一体”的改革成果已经推广到1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2014 年,河北省玉田县、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南省沅陵县先后被批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的资金互助试点。2014 年3 月,银监会 批 准在全国14个省(区)设立49 家独立法人的农民资金互助社。

 

      广东省佛冈县龙塘村,在当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的基础上开办信用合作社。经过 7 年的探索实践,当地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村集体的固定收入每年都增加5 万元以上 ;截至 2019 年底,安徽省黄山市供销系统建有资金互助经营网点 15 个,发展社员突破 10 万人(户),累计投放互助金借款61.08 亿元。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徐祥临表示 :“发展壮大‘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正是从体制机制上确保购买、销售、金融、保险等经营环节的利润真正流到农民手中。”

 

      时间回溯到 1990 年 3 月 3 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对此,陈林解释道,“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已走过 15年的改革历程,这一实践真正抓到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浙江等地的实践表明,“三位一体”的结构与路径是确实可行的,当然,也有待进一步巩固。

 

      “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组织在浙江和全国的实践,不论高歌猛进,抑或曲折反复,都映射了新时代中国改革的重大挑战与契机。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农村新型合作化道路必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最为坚实的支撑力量。

 

来源:《审计观察》杂志2021年第2期